用户登錄投稿

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為“愛的人”寫詩,彌補此生遺憾 ——美國詩人弗羅斯特·甘德線上對談西川、王寅
來源:傢俬集運 | 劉鵬波  2021年04月20日12:19

“我把一生都給了陌生人,沒能給我愛的人。”

——弗羅斯特·甘德

2019年4月15日,美國普利策獎((The Pulitzer Prizes)揭曉,詩人弗羅斯特·甘德(Forest Gander)憑藉《相伴》(Be With)獲得詩歌獎。《相伴》由一系列輓歌組成,表達了詩人對亡妻的悼念之情和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母親的愛。今年年初,該詩集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,是弗羅斯特·甘德在中國的首箇中文譯本。

《相伴》獲獎兩年後,也即2021年4月15日,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和新京報書評週刊·文化客廳特意邀請弗羅斯特·甘德與中國詩人西川、王寅在線上就詩集展開對談,同時也談到當代詩歌的創作、譯介以及當下詩歌與其他藝術結合而新生的表達方式等話題。該活動由《相伴》中文譯者李棟主持。

弗羅斯特·甘德在直播活動中

“時間”和“距離”:

兩把理解甘德詩歌的鑰匙

由於活動安排在北京時間晚七點半,弗羅斯特·甘德為克服時差特意起了個大早。他首先回憶起創作《相伴》的緣由。2016年1月,甘德的妻子去世,這讓他悲痛不已。兩人共同生活35年,妻子的離去讓甘德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,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沒法寫作。

當他沉靜下來,寫作主題不可能不引向喪妻之痛。與此同時,他也在詩集裏重温了對母親的愛。甘德的母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症,在與病中的母親相處的時光中,甘特經常覺得母子二人的身份發生了互換:母親彷彿成了他的“孩子”,他則成了“母親”。

甘德稱寫作《相伴》的過程既痛苦,也很迅速。他在寫作時,嘗試通過找到不同的詞語來表達複雜的感情。詩集裏收錄的組詩《水邊域》使用的語言,便介於英語和非英語之間。“翻譯這種私人化的詩歌語言,對譯者也是一種挑戰吧。”甘德説。

西川對此頗有同感,他嘗試過翻譯甘德的詩,明顯感到費力。他覺得,甘德的詩集背後有一本更大的書,他的詩歌像從某首更加龐大的詩作或某部關於詩的書中截取而來。“閲讀甘德的詩,不能放過每一個字,也不敢放過每一個詞,它有一種魔力把人抓住,讓你進入詩歌的空間。這個空間除了一般的詩歌意象,還有各種觀念、意識和想法。”

同時,西川注意到甘德用詞的獨特性,比如詩人偏愛使用一些具體的詞。這些詞彙組合在一起,構成了甘德的寫作意識。“在《相伴》中,甘德用他豐富的語言開拓了一個極大的‘內空間’,同時讓人感受到悲傷的孤獨。”

天生遲鈍又

失明,被職責

圈住,意識到

內心野獸的

凝視,我

躲在各式

工具般的存在後

就如躲在——廣場的

鱷魚鱗甲後面——

此時氰化物

從雲邊飄到

水邊。這裏

似乎也能看到

排成的

人行,

又一個親密得

致命的、我們

共生的手勢。

儘管我也把生命

慢慢磨成死亡,我

帶來的醜惡

比我活得長久。

——弗羅斯特·甘德《墓誌銘》

《墓誌銘》這首詩收尾的段落中,“儘管我也把生命/慢慢磨成死亡”後,緊接着就是“我帶來的醜惡/比我活得長久”,西川認為這表現出了甘德對生命、死亡與愛的深刻認識,遠非一個詩歌意象或一般的詩歌觀念能夠促成。

王寅認為,甘德在《相伴》中將微小的、日常經驗裏的片段與超現實場景相結合的寫作手法,是他之前不常使用的。在讀過多遍後,他才有了一些開朗的感覺,找到了理解甘德詩歌的兩把鑰匙:“時間”和“距離”。他注意到,氣候對甘德的寫作似乎產生了某種影響。當甘德從新英格蘭移居到陽光明媚的地方,他慢慢藉由寫作從悲傷中掙脱了出來。

《相伴》中文譯本書影

“相伴”與“孤獨”:

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

與“相伴”對應的“孤獨”,成了三位嘉賓談論的焦點。王寅表示,人之所以需要藝術的慰藉,是因為人性本質中藴含着孤獨,而孤獨在社會化過程中被隱藏了起來,不易察覺。“孤獨永遠存在,不可能消失,但孤獨會成為創作的動力和源泉。”因此,從詩歌、音樂、繪畫等藝術中找尋共鳴成了現代人排遣孤獨的方式。

談到孤獨,西川想起了杜甫的詩句“百年歌自苦,未見有知音”。在西川看來,杜甫在他的時代找不到知音,他身上的孤獨感在詩人大量運用典故的詩歌中得到了體現,尤其表現在杜甫臨終前一段時間寫的詩歌中。“用典不純粹是一種寫法,用典實際上是與鬼魂説話,跟過去的人説話。只要一用典,這些鬼魂好像全都來到杜甫的身邊。在孤獨當中,你跟誰説話?跟一個影子説話,還是跟很多影子説話?這很有意思,會在不同作家身上不斷重複。”

甘德把孤獨與閲讀、翻譯聯繫起來。他認為藉由翻譯和閲讀,孤獨得到了分享和感知。“閲讀把一個人變成了容器,能在自己的孤獨內部承載他人的孤獨。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所承載的就是另一種孤獨,我們的聲音裏同時承載了很多故人的聲音。” 他以葡萄牙語詞彙“追憶過往的時光”為例,説明孤獨如何通過譯介成為了全人類共有的東西。對於葡萄牙人來説,孤獨只屬於他們自己,但通過翻譯,這個詞含括的意思變成了全人類可以共享的情緒。

弗羅斯特·甘德

“軟文學”與“硬文學”:

圖書暢銷之謎並不神祕

在諸種文學類型中,詩歌被認為是最難被準確翻譯的文體。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一句名言,“詩歌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”(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),説明了這點。那麼面對讀者接受上的差異,譯者該如何準確傳達原作者表達的意思呢?

甘德對此很是好奇,因為他覺得人很難與另一個人刻骨的悲痛產生共情。李棟迴應到,作為甘德夫婦的朋友,翻譯《相伴》需要的恰好是一種距離感,即不讓自己過分沉浸在痛苦和悲傷的情緒中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,李棟為自己立下了一個違反常理的翻譯規則:不問甘德任何問題,即便是翻譯中遇到的,也都儘量自己解決。

西川翻譯過多位外國詩人的作品,他以暢銷與否為標準將文學分為“軟文學”和“硬文學”。在西川看來,暢銷書並不神祕,如果遵循某種規則,便可被批量製造。“暢銷這個因素,實際上可以通過研究讀者的閲讀心理、接受心理得以實現。對於作家和出版方來説,暢銷這個現象不是太大的祕密。問題是作家們是不是甘心讓文學變成被算計出來的東西。”

他回憶起日本作家井上靖來中國訪問時,曾在飯桌上和中國作家談起他的圖書在中國的發行量。井上靖對幾萬冊的發行量並不感冒,他反而認為中國如果有三千位讀者真正讀懂他的書,已經算很不錯了。

甘德在“春天詩歌音樂劇場”現場

“詩歌”與“音樂”:

跨界碰撞出火花

王寅一直在上海組織“詩歌來到美術館”活動,根據他的經驗,讀者對新穎的文學活動往往抱有濃厚興趣。只要結果符合他們的預期,活動就能吸引很多人蔘與。他説,“永遠不要低估讀者和觀眾,他們其實明白得很,知道什麼是好的。比如辛波斯卡的詩集在大陸賣了十萬冊,阿多尼斯的詩集也有幾萬冊的銷量,遠遠超過其著作在英語世界和法語世界的銷量。”

王寅在2019年策劃的“春天詩歌音樂劇場”即是一例。該活動共邀請到八個國家的二十位詩人、音樂家參與,其中就有弗羅斯特·甘德。三場結合攝影、音樂、詩歌的活動場場爆滿,顯示出讀者對該活動的熱情。當時甘德誤了飛機,沒趕上開幕式,排練的時間被大大縮減,甚至連正經的彩排都沒有。但結果出乎主辦方的意料,在電音的烘托和伴奏下,甘德用強烈的肢體語言“朗讀”詩歌,與他在成都、北京的表現判若兩人。

王寅認為,這個結果得益於甘德和中方團隊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裏反覆的溝通。詩歌與音樂結合的新穎形式,讓甘德把詩歌中剋制而壓抑的部分釋放了出來。甘德對此迴應到,在朗誦表演過程中,用身體展示詩歌確實是該創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“詩歌和別的藝術門類,比如攝影、音樂一起玩的話,只有好處,沒有壞處。”王寅對此顯得信心十足,他認為詩歌發展到現在已經變得過於古老,需要新的形式來讓更多人接受。他不太贊成沿用詩歌朗誦會這種老舊的形式,詩人跑到台上念一通,既沒有感染力,詩人自己也沒有十足的參與熱情。

還有一個例子來自西川。在成都白夜酒吧舉辦的某場活動上,西川用搖滾的方式演繹了杜甫的詩歌。他自己譜曲,放棄杜甫原來的詩句,重新填詞。在王寅看來,這樣的西川便不再只是一位詩人,同時也是歌者。“未來,詩人很有可能不侷限在電腦或者紙上創作,也可以有多重身份。為什麼詩人不可以是作曲家、歌唱家、當代藝術家呢?隨着科技的發展,我覺得這完全可能,而且有生之年或許就能看到。”

最後,王寅借用曼·雷的名言,稱這些舉動都類似於“用攝影完成詩歌完成不了的,用詩歌完成攝影完成不了的”,以此強調詩歌和攝影(其他藝術)的共生關係。

(傢俬集運記者 劉鵬波,圖片來自網絡)